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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3年国内经济如预期修复叠加海外货币政策转向，全球权益类资产有望取得正收益，A/H股性价比更高。预计全球债券市场表现不差，但发达国家市场更优。工业品价格内外分化，贵金属值得关注。人民币汇率的趋势性贬值或已结束，另类资产中REITS扩募带来新的机会。

▍展望一：疫情对经济的约束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我国疫情防控已经进入新阶段，参照海外经验，疫情对需求侧的扰动有望逐步降低。但未来疫情依旧存在反复的风险，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能集中于供给侧：首先，疫情可能造成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力缺口和生产成本的分化；其次，我国部分行业的工作模式和到岗率也可能发生变化；最后，疫情导致的阶段性供需矛盾可能加大通胀上行的压力并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选择。

▍展望二：消费的恢复需要政策配合。

预计2023年经济复苏的压力依旧存在，为助推经济增速回归合理区间，消费需要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但当前失业率相对历史平均水平偏高而居民收入增速偏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也尚未彻底回暖，预计消费的复苏需要更多政策的助力。在《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的引领下，有关部门有望出台更多更具体的支持消费的政策，各地方政府也有望发放更多的消费券以提振刺激消费复苏。

▍展望三：美国通胀逐渐回落，不会重演1970s高通胀。

本轮美国通胀的严峻程度一度逼近1970s，但作为导致美国本轮高通胀的重要原因，美国货币政策已经大幅转向。多国宣布放松防疫政策后，全球供应链压力也有望持续回落。当前美国通胀拐点已经出现，我们预计在通胀高基数和紧缩货币政策滞后作用的双重影响下，美国通胀有望进一步改善。

▍展望四：流动性转向而非衰退是海外资产的主导变量。

极致的紧缩之后，美国的实质性衰退或许难以避免，但当前美国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预计未来美国衰退的幅度可能不会太深。从历史经验看，历次美国衰退后，美联储都会选择降息以助力经济复苏，预计美联储于2023年降息的概率并不低，衰退对风险资产的冲击可能不及美联储降息带来的提振，海外风险资产全年走势可能是“先抑后扬”。

▍展望五：欧债危机风险犹存，但并非不可避免。

当前欧元区政府部门杠杆率偏高，意大利等边缘国家债务压力更大，且未来欧央行可能持续加息，导致欧洲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因此，不完全排除欧债危机爆发的可能。但俄乌冲突和能源危机对欧元区的冲击正在减弱，欧央行应对债务危机的经验和工具也更加丰富，欧债危机并非不可避免。2023年是否再度爆发“黑天鹅”事件可能成为决定欧债危机是否发生的重要因素。

▍展望六：全球股票市场有望取得正收益，A/H股性价比更高。

我们认为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来说，2023年将是经济衰退带来的盈利预期下行与货币政策转向引发的贴现率下行间的博弈。从过去三年的经验来看，货币政策的大幅变化对股票市场产生决定性作用。因此今年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转向，对海外市场可能无需悲观。而国内经济在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很可能领跑全球，结合估值水平来看，A/H股性价比凸显。

▍展望七：全球债券市场料将表现不差，发达市场更优。

美债的做多价值值得关注：1）历史上每一轮美国通胀见顶回落都对应美债的做多机会，2023年美国CPI可能逐步回落至3.5%附近；2）美国经济陷入实质性衰退对债券资产有利；3）美联储货币政策从紧缩走向宽松将驱动美债利率下行。对国内债券市场而言，尽管2023年上半年经济的恢复可能导致利率上行压力，但是流动性宽松的不缺位预计将抑制后续利率上行空间。

▍展望八：工业品内外分化，贵金属表现更佳。

2023年工业品价格可能呈现出内外分化的格局。国内地产宽信用料将带来竣工链的改善，叠加基建节奏前置，黑色系可能在强预期下出现交易机会。对海外定价工业品，经济衰退导致的需求走弱可能是主要变量，但是对于流动性敏感的基本金属，下半年可能出现配置机会，原油可能全年承压。贵金属是确定性相对较强的品种，经济走弱和流动性转向有望支撑金价至少回到2000美元/盎司。

▍展望九：人民币汇率的趋势性贬值或已结束。

美元升值压力最大的时点或许已过，一方面是美联储加息周期可能在2023Q1结束，另一方面是俄乌冲突引发的通胀压力对欧洲的影响高于美国，因此欧央行紧缩的持续时间可能更久。美元升值压力缓解后，人民币贬值的动力也将弱化，而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恢复轨道，美国经济进一步向实质性衰退滑落，经济差将成为支撑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人民币今年可能逐渐转向升值。

▍展望十：REITs扩容在即，关注新发项目机会。

不同领域的原始权益人均有丰富的可扩募资产。产权REITs的扩募路径或更为清晰，而特许经营权REITs的扩募资产更具多样性，需要关注新资产的营收能力与潜力。REITs扩募的启动将为REITs市场注入更多的活力，有望提升底层资产的营收能力，运营能力较强的REITs也有望提升在二级市场的估值。

▍风险因素：

国内外疫情进展存在不确定性；地缘政策冲突可能超预期；消费恢复的路径和节奏存在不确定性；稳增长政策效果可能不及预期；地产信用风险可能超预期加剧。